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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建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经过

发布日期:2010-12-20         阅读次数:

酝酿建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经过

 

陈益群

 

民进的酝酿发起到建立,由当事人回忆和记忆者来阐述,互作印证,更能保持史实的真相。

马叙伦194617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胜利中国的瞻顾》文章,其中谈到:

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越来越沉闷。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江渤著的《马叙伦》一书中谈到:马叙伦经常和《周报》、《民主》的创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在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芷路26号)聚会座谈,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逐渐在马叙伦的周围形成了一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

另一方面,地下党员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按党组织指示,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洪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们每星期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经老友谢仁冰介绍,他(马叙伦)与王绍鏊会面。叙谈间,马叙伦认为王绍鏊观点正确,论证充分,很受启发。从此两人经常来往,志趣相投,对时局的许多看法和主张都很一致。于是,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得到了结合。两方面人士在马叙伦和王绍鏊主持下多次聚会座谈,进行活动。……他们还在《民主》《周报》等刊物上撰文,协同作战。

    ……在青年会的一次聚谈会上,马叙伦和王绍鏊、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洪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人谈到只靠刊物进行斗争是不够及时的,最好能占领报纸阵地,又考虑到报纸受国民党新闻检查法的严格限制,尤其不宜刊登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激烈文字。如果能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发表文章,就容易被报纸接受,影响也大得多。于是,有人提议最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经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王绍鏊在《我一生的政治活动》中追忆:有一次我将写好了的一篇主张先民主而后统一,反对先统一而后民主的意见书让一些知名人士签名的时候,马叙伦也有一篇上蒋介石书,提出五个纲领,第一条就指出“要统一军政”,却好与我的意见相左,故朋友将写的意见书交来时我不签名,而我的意见书传到了马氏处,他也没有签名。但马氏见签名里有我的旧友谢仁冰,就先问谢意见书是谁人手笔,谢告知是我的手笔,马氏就让谢介绍我见面,见面后稍有争辩,但争辩后马氏就把他上书的原意撤销。约定先邀请对方的朋友在广和居开一座谈会,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郑振铎、唐弢等,我这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人。时值马歇尔(驻华特使)要来中国,大家主张扩大座谈会,多约朋友来参加。首次会议是在青年会召开的。陈已生、许广平、周建人、曹洪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均到会。第二次到会的朋友更多,当时就有人提出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于是定期在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讨论组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通过了简章及宣言,宣言内容以我的意见书为主,删去文尾,加上了几句口号,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

    林芷茵所写《王绍鏊传略》中谈到: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从事革命力量的联络工作。还在抗战时期。他就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建有广泛的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不久,王绍鏊加强了和三部分人士的交往联系,……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针对蒋介石关于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写文章提出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王绍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一致拥护和称赞,他们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好出去征求签名,付报刊发表。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处时,马夷老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急问这是谁的手笔,谢仁冰直言以告,马夷老立即邀请王绍鏊前来面谈。……马叙伦、王绍鏊两人一见如故,相互佩服对方的胆识和胸怀。王绍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欺骗性和危害,使马叙伦心悦诚服,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名。从此两人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当时马叙伦方面也有不少朋友,如周建人、郑振铎、柯灵、唐弢、徐伯昕、李平心、严景跃、傅雷、蒋天佐等。他们或是进步刊物的经营发行者,或是主要撰稿者,他们也常聚会座谈,议论国是。于是就由王、马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及八仙桥青年会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不久,由于斗争的需要,大家都觉得志同道合的同志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以便有效地进行斗争。此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经过了一阶段的酝酿准备,19451230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

    刘哲民在《唐弢的民进缘》中谈到:814,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和家圭,唐弢就商量将刊物办起来。……柯灵提出改为《周报》,封面也是柯灵设计的。我被推为发行人,唐弢、柯灵为编辑。……《周报》创刊号194598发行,创刊号初版五千册,但读者不断上门或来信求购,连续三版,共发行了八千册。……

    《周报》从发行之日起,即为国民党所忌,经常受到摧残。……此《周报》稍后一点出版的《民主周报》及共产党人办的《文萃》,也毫无例外地频频遭到摧残,大家意识到,上海有这么多家的民主进步刊物,有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进行对抗的必要,因而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迅速成立起来。在这个联谊会里,《周报》发行最早,而销路又最广,其次是《民主》。……联谊会每两星期开一次会,座谈出版情况,沟通消息,交流意见,商量对策。

    一天,徐伯昕找我和唐弢,要联系开会的地方。那是我担任经理的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已停业,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对沦陷区的银行一概不承认。银行楼上有一个会议室可以使用,怕联华银行总经理张邦铎有意见,我和唐弢两人一齐去找张,让《周报》几名撰稿人开一些会。经过同意后,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会议室就成为联谊会开会的地方。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1945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来闲谈,傅雷提出因为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而《周报》又每周发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报导,进行斗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成立一个团体。用团体的名义随时对政局发表意见,扩大政治影响,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建议名称可以叫做“民主促进会”。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以后在东庙弄郑振铎家中对发起宣言正式讨论过一次,是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唐弢是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解放后,郑振铎和傅雷根据发起人宣言中称“一旦民主政治实现,本会即将解散”,主张按宣言解散民主促进会。后因周总理建议保留,民主促进会因此没有解散。唐弢、郑振铎、傅雷在那时根据宣言精神退出了民主促进会。

    郑振铎儿子郑尔康编著的《郑振铎》一书中谈到:1945830,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先生(中共地下党员)和唐弢先生来东庙弄寓所,和郑振铎谈起了邀他主编刊物之事(即《民主》),郑振铎慨然接受了伯昕先生的邀请。于是19451013,《民主》正式在上海创刊了!在创刊号上,除了“发刊词”是郑振铎撰写的以外,还发表了他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和《我们的责任更加重》两篇文章,还有马叙伦先生的《思想解放》,周建人先生的《略谈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景宋(即许广平)的《迎双十节》等约二十篇文章。在“发刊词”中,郑振铎激动地写到道:“中华民国缔造了三十四年,曾经有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我们很惭愧,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的今天,还在谈民主……”

    《民主》从诞生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呼喊出了广大爱国同胞的心声。著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进》周刊第十四期上。

    陈福庚著的《郑振铎传》一书中谈到:1945年的89月间,天气很热。郑振铎在庙关的老家还来不及收拾,……柯灵和端毅(即唐弢)也来好几次。他们表示办一个综合性周刊,这个主意最早是由柯灵提出来的,这时刘哲民和钱家圭二人愿意在经济上资助。……不久,《周报》便于98创刊,成为战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创办的第一份综合性周刊。……

    在柯灵他们筹办《周刊》的同时,伯昕也多次来找郑振铎。这位已故韬奋的亲密战友,……为了继承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的光荣传统,伯昕来邀请他这位韬奋的老友出马,来主编重办一份周刊。当然,名称不再叫《生活》了,便决定叫《民主》。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胜利后国内的首要问题,是实行民主政治。郑振铎当然明白办这个刊物的本身,就是参与政治斗争。他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而伯昕又先后给他配备了几位得力编辑,像蒋天佐,艾寒松,实际都是中共党员;还有董秋斯,后来也入了党。……

    《民主》经过周密筹备,于1013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郑振铎在4日写的《发刊词》。表示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的军队或政党支持”的刊物。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合法斗争的需要;他虽然确实是“无党无派”,但《民主》周刊实际上是受中共的支持的。《发刊词》坚定地表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

    此时,上海的国民党当局已加紧对民主运动的迫害。郑振铎于128在该刊发表《我们的抗议》一文,强烈抗议反动当局没收《民主》、《周报》等刊物。就在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下,郑振铎与夷初(马叙伦)、伯昕、广平、乔峰(周建人)、朴初、景跃,洁琼、柯灵、林汉达等人(大多是《民主》、《周报》两刊的主要撰稿人),以及部分由王绍鏊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绍鏊是地下党员),筹备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于1230正式成立。

    唐弢在19869月写的《西谛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谈到:抗战胜利之后,西谛(郑振铎笔名)应徐伯昕之邀主编《民主》周刊,那时上海的几家周刊有一个双周座谈会,交流意见,互通信息,有时也邀请作家参加。最初动议的情形我记不十分真切。据《周报》发行人刘哲民(因为会议在《周报》二楼召开)回忆:开始由傅雷提出的,他认为有些文章由个人署名力度不大,最好用团体名义,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我对这点有点朦胧,但记得清楚的是194511月初的一个晚上,在西谛庙弄家里,他拿出一份傅雷起草的宣言稿,让我看了签名,说这是徐伯昕送来的,上面已有七八个人签了名,有几个我不熟,西谛一一作了介绍。这个宣言后来没有发表,似乎也不再听到有人提起了。

     西谛和我都不曾出席第一次会员会。但从开始酝酿到19504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民主促进会根据周恩来总理意见正式称为民主党派之前,在艰苦岁月里坚持斗争,凡有会议,他必参加。毋庸讳言,尽管西谛为人单纯,但他爱憎分明,对某些人确实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只有具有较高思想修养的人,才会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光凭政治热忱,总不免浅陋漂浮,稍不检点,还会显出政客的庸俗的气味,那就使人难以忍受了。他极力赞扬了严景跃、雷洁琼两位教授夫妇,……他又非常佩服赵朴初先生的思想敏捷。……西谛认为,在当时现存民主促进会成员中,有这样从容不迫的辩才,朴初先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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